唐代茶政、茶學和茶葉文化的發(fā)展|茶文化
唐代茶業(yè)的長足發(fā)展,也極大地促進了自身的建設。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,茶葉最多只能說是一種地區(qū)性的生產(chǎn)或文化。至唐代中期以后,隨著茶業(yè)的發(fā)展,茶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經(jīng)濟、社會文化和一門獨立的學問了。
茶葉作為全國的一種社會經(jīng)濟,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內容外,主要反映在茶稅的課征上。在唐代中期以前,種茶、買賣茶葉,不征收賦稅。唐中期以后,由于茶葉生產(chǎn)、貿易發(fā)展成為一種大宗生產(chǎn)和大宗貿易,加上其時安史之亂以后,國庫拮據(jù),征收茶葉賦稅,由籌措常平倉本錢,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定制。
唐德宗李適接位以后,建中三年(公元782年),依戶部侍郎趙贊議,“稅天下茶漆竹木,十取一”,以為常平倉本錢,這是我國第一次抽收茶稅。但未見,在興元元年(公元784年),因朱世亂,德宗逃奔奉天(今陜西乾縣),追悔詔罷茶稅。這次稅茶,雖主要用于地方籌集常平倉本錢,未入國用,但茶稅之巨,給大家有一個很深的印象。
以后,如《文獻通考·征榷考》所說,貞元九年(公元793年),鹽鐵使張滂以水災賦稅不登,又向德宗奏請“于出茶州縣,及茶山外商人要路。委所由定三等時估,每十稅一,充所放兩稅。其明年以后,所得稅錢外貯,若諸州遭水旱,賦稅不辦,以此代之!钡伦趶闹俅位謴茶稅,并自此成為定制。
貞元時稅茶,歲得不過40萬貫,但至長慶元年(公元821年),以“兩鎮(zhèn)用兵,帑藏空虛”,“禁中起百尺接,費不勝計”,鹽鐵使王播又奏請大增茶稅,“率百錢增五十”,這樣,使茶稅歲取至少增加到了60萬。唐文宗時,王蓮為相,為盡收茶葉之利,大改茶法,自兼榷茶使,推行茶葉專營專賣的榷茶政策。大和九年(公元835年),王涯強令各地“徙民茶樹于官場,焚其舊積”,禁止商人與茶農自相交易,增加稅率,一時天下大怨,不久,王涯因李訓之亂,被腰斬處死,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曇花一現(xiàn),未曾完全貫徹。武宗會昌元年(公元841年),崔珙任鹽鐵使,又再次增加茶稅,上行下效,茶商所過州縣,也均設重稅。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,相效“置邸以收稅,謂之榻地錢”。稍有不滿,便”掠奪舟車”,就如上面說的江賊的所為一樣,這時私案越禁越盛,茶葉的商稅,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。這種情況,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(公元852年),裴休任鹽鐵轉運使立茶法十二條,才緩和穩(wěn)定下來。
據(jù)《新唐書.食發(fā)志》記載,裴體的稅茶法主要有這樣幾點:一是各地設有邸閣者,只準收取邸值(住房堆棧費用),不得再賦商人,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“長行群旅”,皆論死;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,三犯加重徭;四是各州縣如有砍伐茶園或傷害茶業(yè)者,在任地方官要以縱私鹽法論罪,五是廬州、壽州和淮南一帶,皆加半稅。實施裴休這一茶法,茶商、園戶都較滿意,稅額未增,稅收倍增,迄到朱溫篡唐,稅制一直未有多大變化。